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枫桥经验”作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基层治理典范，自1963年得到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以来，历经岁月洗礼而历久弥新，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筑牢公共安全防线、疏导社会心态及深化社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发展，特别是在重塑主体关系、丰富实践内涵、聚焦治理重心等方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不仅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指明了前进方向，更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党建引领下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

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内涵是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

1.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坚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治国理政思路，强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让社会充满活力的新局面。治理理念下的多元主体，既包括党的领导，也包括政府负责，同时，活跃在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由人民群众组成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基层各类群众组织以及人民群众个人等不同主体，都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参与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格局，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在相应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下，实现以上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和良性互动，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创造生动活泼的基层人民民主新局面。

2.人民主体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

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基层问题是“枫桥经验”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是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在现实工作中的生动体现。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用脚步丈量民情，着力打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实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关心“关键小事”、解决具体问题上，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3.“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建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基层自治体制机制。深入推进基层法治，更好地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保障作用，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引导和规范社会生活。积极践行基层德治，发挥道德在基层治理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夯实自治基础，强化法治保障，发挥德治引领，更好地实现基层善治。

4.“四防并举”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手段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迅猛发展，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的必然要求。一些地方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建设“网上枫桥”，推动矛盾纠纷线上受理、分流、调解与反馈，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治理模式，提升了“枫桥经验”在信息传递、资源整合与快速响应方面的能力。让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加强预测预警预防工作，坚持“四防齐抓”，推动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心理疏导与思想预防）齐抓，确保问题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绝大部分纠纷在乡镇以下解决。实践证明，要坚持“四防并举”提高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5.共建共享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格局

围绕“谁来治、为谁治”这一基本问题，秉持协商协调、协同协作理念，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格局，创新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制度机制，维护社会平安稳定。“乡贤参事会”“圆桌问计”……各地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实践证明，要整合广大社会成员的力量，增强基层治理的协同性、整体性、实效性。

（二）党建引领下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

“枫桥经验”的诞生，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建设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政治自觉，彰显了运用典型引路推动基层治理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探索形成的一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层治理宝贵经验。历经岁月沉淀与实践升华，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生动局面。它不仅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更是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光辉典范，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样板。

1.“枫桥经验”的人民性，体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唯物史观

“枫桥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具体实践和丰富发展，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契合。“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是党领导进行基层治理创新的结晶。“枫桥经验”的践行者和见证者是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解决基层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合理”与“合力”力求把矛盾和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并不断积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功做法与经验。“枫桥经验”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和谐稳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枫桥经验”的时代性，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枫桥经验”是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的经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对传统的延续和创造性转化，是对时代的回应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是基本内涵的与时俱进。“枫桥经验”从1963年形成至今的时间里，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现实问题对其进行经验总结、推广和创新，不断将新的内涵注入“枫桥经验”，为不同时期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经验和方法。二是工作方法的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枫桥经验”在目标、定位、路径、方式、策略上都体现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枫桥经验”的转型升级。三是应用范围的与时俱进。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城市，从浙江省到全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领域上，“枫桥经验”不仅仅应用于公安、综治工作，而且扩展到检察院、法院、司法、文化、教育等多个部门，普及到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全社会各行各业。

3.“枫桥经验”的统一性，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观

“枫桥经验”既是历史经验，又是现实经验。既产生于历史进程之中，又为不断发展前进的现实服务，是稳定性与动态性的辩证统一。“枫桥经验”的稳定性主要体现为四个“没有变”：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心骨”没有变；二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主题词”没有变；三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主旋律”没有变；四是务求实效、长治善治的“主渠道”没有变。“枫桥经验”的动态性主要体现为创新，“枫桥经验”总是能够紧扣时代发展主题，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现实问题相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内涵、方式、经验等方面不断巩固、发展、创新，在创造性转化中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党建引领下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启示

1.学习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稳治理“定盘星”。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多方合力，有效破解常规手段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行稳致远。

2.学习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筑牢自治“压舱石”。要深入践行“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治理念，持续夯实“三基”建设，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造福于民。

3.学习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画好最大“同心圆”。要推动基层工作从单一“管理”向综合“治理”转变，打破企业“单打独斗”局面，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负责、社会协同的“共治共同体”，合力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厚植基层稳固根基。

4.学习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以先进文化引领共建共享，激活内生“动力源”。要构建“严管厚爱”相结合的安全文化体系，推动刚性制度约束与柔性人文关怀深度融合，形成“制度规范+自主管理+情感认同”的良性循环，促使安全责任内化为员工的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的根本性跃升。

5.学习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立足强基固本、未雨绸缪，下好先手“关键棋”。要着眼防范应对大灾巨灾风险，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突能力，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坚持发现在早、处置在先，主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切实从源头上防控安全风险，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6.学习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弘扬久久为功的长期主义精神，寻求“最大公约数”。面对长期难协调、难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要统筹兼顾各方实际关切，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各方同向发力、同步施策，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寻找安全的“最大公约数”，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彻底解决。

7.学习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法治思维与灵活创新有机统一，用好治理“双引擎”。要始终坚守依法依规底线，厘清法律责任与后果；同时在具体实践中灵活运用调解、协商、帮扶等柔性手段，积极探索替代生计发展等创新举措，刚柔并济、标本兼治，为防范化解矛盾开辟新路径、提供新思路。

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然而，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安全生产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事故隐患存量多与本质安全水平低相互交织，历史遗留风险累积与新业态新风险叠加共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可以说，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世所罕见。电力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和“稳定器”。当前，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电网形态深刻重塑，基层基础薄弱已成为制约电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出短板。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夯实电力基层基础，不仅是补齐安全短板的迫切需要，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挑战

“十四五”是我国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最快的五年。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能源体系，用电量突破十万亿千瓦时，新能源装机突破18亿千瓦，年均增速达28%。预计2030年，新能源装机占比将突破50%，系统渗透率有望超过30%；2035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从2025年起十年内要实现风光装机翻一番，其中将有一半以上将是分布式新能源。电网结构特别是主网架形态和运行特性发生深刻变化，新型电力系统运营主体多元、电力流向双向、运行方式复杂，行业边界模糊化，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安全治理难度陡增。

（二）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基层基础亟待夯实

当前，能源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并伴生新问题新风险。配电网运营边界发生根本性重塑，光伏、储能等主体兼具“用户”与“电源”双重属性，呈海量级增长态势。我国农村户用光伏规模已达1.5亿千瓦，惠及600余万农户，安全治理挑战空前严峻。传统“管理+科技”手段已难治本，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面对新形势，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系统观念，将强化配电网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作为必由之路。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以高质量基层治理护航新型电力系统行稳致远。

（三）严峻复杂的施工安全风险防控基层作用发挥亟待强化

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来讲持续向好，但基础薄弱、隐患突出的局面未根本扭转，仍处于负重前行、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南方电网年均投资超1700亿元，统筹50余万人员开展千万项级作业。存在管理链条长、幅度大、穿透难，责任层层衰减；承包商和基层班组核心能力缺失；重他律轻自律，管理自上而下强，基层自主管理和自下而上弱，“严”有余而“爱”不足等方面问题。必须深刻警醒：“小专业”连着“大命脉”，“小操作”关乎“大安全”。小隐患易酿大灾难，小施工恐致大事故。唯有正视顽疾、革故鼎新，方能守住底线，护航高质量发展。

（四）涉电安全风险防控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亟待健全

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公司电网资产规模持续壮大。电力设施露天分布特征显著，使得基层涉电公共安全治理面临严峻考验，矛盾日益尖锐。临近带电线路的违规吊装、种植、垂钓、放飞无人机、违章建房及外力破坏等行为，不仅严重威胁电网运行安全、诱发大面积停电风险，更频繁致人身触电伤亡。面对涉电公共安全矛盾凸显的复杂局面，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治理关口前移，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防范”，实现隐患就地消除、矛盾源头化解，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守护万家灯火的必答题。

（五）立体系统协同应对极端自然灾害亟待强化基层基础

极端天气常态化，台风、暴雨、洪涝、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往往导致电力设施大面积损毁和长时间大范围停电。电力是诸多社会生命线系统的“生命线”，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一旦发生重大灾害，若抢险救灾不力、抢修复电迟缓，将导致通信中断、交通瘫痪、医疗停摆等连锁反应，产生的社会影响难以估量。频繁且突如其来的灾情是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无论灾前超前防，还是灾后高效抢，都需要各级政府、电网企业和受灾群众全方位参与。其中，基层社区动员能力、群众主动参与至关重要。